中国共产党影像外宣的历史演进及其制度化
考察中共早期影像宣传历程，发现外宣不仅是发端，而且是不断被强化的关键性因素。此实践路径最终被落实为制度，构成了宣传工作的一项重要特征，并影响至今。1930年前后，中共及左翼人士广泛涉足影业，造就了他们立足统战的群体特征，积累起面向党外的人际网络与创作力。全面抗战时期，影人们延续经验，于国统区和香港开辟外宣空间，且根据地也因对外需要引入摄制资源，涉外方向在政策、机构、培训中明确。1949年后，承接理念及人员基础，影像外宣在新的执政环境中转化为制度现实。上述过程在历史层面为审视宣传与新技术互动提供了经验坐标。
一、城市统战工作与中共影像宣传之起步
建党之初，《向导》对工人领袖顾正红牺牲事件的摄影报道等实践，可被视为中共影像活动之萌芽，但类似行动仍在报刊宣传体系内，革命工作未将影像看作专门一类。苏区及长征阶段情况类似，偶有照片拍摄多为自发，电影因毫无基础更无从谈起。变化在秘密状态下的城市宣传系统中发生。
1920年代中期，电影影响力与日俱增，中共中央所在地上海的影业发展最为迅速。彼时，还在上海大学任教的瞿秋白便关注到电影，认为它兼备“深入”与“普及”。不过立刻进入影业并无条件，他担心“黑暗势力太大，我们进去后不仅影响不了人家，还会被人家影响”而暂时搁置。中共人士因剧本创作能力被电影公司看中，政治身份则彼此心照不宣。在商业化与社会革命同时涌动的1930年代，经济收益攸关影业根基，此时有社会批判性的题材受大众欢迎，而这类创作为左翼文人擅长。
1930年代中后期，有两项特征在实践中不断强化，具体表现如下。其一，中共影人构筑起贯通左联组织内外的关系网络。他们构成了本阶段红色影像宣传的核心行动者。从组织内部看，这批左联中人又可分为两类：一是青年学生；二是专职从业者。于前者，党员致力推荐他们从事实际工作，使之成为了支持左翼电影发展的力量。于后者，他们在业内影响力更大，骨干们通过策划影评、合拍片等方式，激发追求革命的理念共识。从组织外部看，左翼影人在整个影业中拓展关系网：导演蔡楚生等参加中共领导的“中国电影文化协会”；演员袁牧之等加入左翼电通公司；甚至受国民党潘公展指派的影评人姚苏凤也将夏衍当作朋友。通常情况下，这些关系隐而不彰，但只要交往存在，统战联合便能在电影界进行，宣传工作就有机会直接或间接地在电影中落实。不过专属中共的影像外宣以何样态、在哪个时机出现，仍需变动中的政治环境进一步形塑。其二，长期直面电影市场与党外斗争环境，孕育了中共影人较高且稳定的统战作品创作能力。这类电影能在普通观众、国民党审查、革命宣传间找到平衡。
二、全面抗战时期影像正式导入中共外宣系统
全面抗战爆发，中共影人群体作为统战工作核心骨干，大部分留在国统区活动。国共合作中，他们获得了公开身份，更能有限运用国民党影像摄制资源，拍摄融入中共政治主张的影片。站在中共视角，无论海外还是国统区，电影宣传仍重心在外。根据地也迫切希望突破政治封锁，宣传者认为影像能真切地反映敌后实况，其媒介特征被集中阐释。
此时，中共及左翼影人主要汇聚于“国民党政治部军事委员会第三厅”，它下设“中国电影制片厂”，中共影人以此机构为纽带，参与到国统区及国际影像宣传中。“第三厅”中，阳翰笙为主任秘书、田汉是艺术处处长、洪深为戏剧科科长，曾经的左翼影人骨干除阿英在“孤岛”斗争外，悉数在列。从结果看，本阶段国民党官方电影机构共生产故事片18部，分析编导身份，有9部影片出自左翼影人之手，另有8部为当时政治面貌中间者编导。观察他们1949年后经历，仅袁丛美一人去台。除从身份判断宣传立场外，影片内容也一定程度反映了中共主张。
解决外宣问题，在党的发展中具有长期性与迫切性。通过斯诺之行，根据地宣传工作收获了颇为成功的影像外宣经验，这对日后普遍化运用起到了镜鉴作用。斯诺到访后，国际人士采访的影像外宣逐渐常态化。这些人员中，以记者身份成功到达根据地的超过9位，包括专职摄影记者、纪录片导演共3位，其余也都在文字报道的同时进行了影像拍摄。拍摄不仅得到毛泽东等中央领导的支持，聂荣臻等根据地主要干部也参与其中。可以表明影像与对外宣传结合，已被中共领导集体普遍认可与推动。
1938年4月，陕甘宁边区“抗敌电影社”成立，它期望做到“一是用血的经验教育全国人民，二是告诉全世界人民中华民族英勇抗战”。结合当时整体外宣工作重点，“团结全民族，反对国民党妥协”“联系海外，争取国际同情与支援”，这几乎和“抗敌电影社”所提方向一一对应。创设影像生产机构与对外宣传构成了直接因果关系。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影像外宣制度的确立
战争环境中，分散在根据地与国统区的中共影人，虽处于不同政治情境，但都形成了运用影像进行外宣的实践行动，然因战时条件制约，制度化进程未充分完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稳定的政局保障了影像外宣在文化部等宣传机构中成为制度。政治合法性在制度现实形成过程中具有基础性影响。
伴随新中国外交工作的全面展开，影像外宣范围与方式得到拓展。主管外交工作的周恩来提出，“对外宣传要服从外交路线”“引进来是走出去的前提，两者同等重要”。在此思想指导下，影像外宣创新了三项制度性实践。
第一，放映电影被纳入正式外事活动。从1955年开始“电影招待会”每月都有，甚至出现月内举办3场的较高频率，观影范围也从专职外交人士向大众群体深入。
第二，要求在重大外事活动中运用影像报道。1952年，对“中苏友好月”的影像报道被中宣部作为年度重要事项提出，策划从四个维度进行：拍摄纪录片；摄制毛泽东与斯大林活动影片；拍摄照片对外发行；给苏联代表团每人赠送一本个人活动照片册。此后，新华社提供摄影计划、电影局提供电影计划，成为重要外事活动的标准报道方式。
第三，在外交场合中策略性地运用影像。1950年，新中国首次联合国之行，代表团提前编印缴获的美制武器摄影集，通过影像将美国发动战争之事实公布于国际。
得益于新中国稳定的政治局势，影像外宣有了坚实的建制化环境。革命年代发展起的外宣理念、组织人员成为制度建设前提，而外交工作的全面展开，加速并丰富了它的制度化内容。 （本文经过摘编，原载于《新闻大学》2023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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