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疫”中的美育 有责任有担当
战“疫”中，让人眼前一亮的“方舱广场舞”，让人感动落泪的“最美逆行者”，让人纷纷点赞的“最美家庭”“最美情侣”……其中所展示出的大爱与奉献，都体现出在提振精神、清肃风气、塑造信仰、促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方面，美育的应有之义——
在这次涉及数以亿计人民的生命与安危的疫情之下，美育看似无用且与疫情毫无关联，实则具有无用之大用。在疫情中先后涌现出的“方舱广场舞”、文艺抗疫、“最美逆行者”等美育现象，应当成为美育中闪光的时代案例，体现出提振精神、清肃风气、塑造信仰、促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美育的应有之义。自古以来，中华民族从未放弃美的探求、教育与传续。悠久的中华美育史积淀而成的中华美育精神中蕴含着对美的本体、生命感悟、人与自然、个体与社会等重大问题的追索，体现出鲜明的东方文化特色与中华民族气节。
美育提振人的精神
无论是传统美育还是现代美育，其“修身养性陶养心灵”的作用都不可或缺。无论儒释道，或主张到自然山水中，或主张到民俗礼仪中，乃至在静坐修行中汲取美的力量与影响，从而使人品德高尚、言行合规。这一“天人合一”的中华美育精髓思想伴随着数千年历史演化至今，仍然成为人们尊重自然、体悟生命的根本遵循。如康德所言，人的精神世界由知识、意志与情感三个领域组成，而审美判断力则是沟通三者的桥梁。在疫情带来的极致困境中，由于巨大恐惧而产生的心理失衡或崩溃、行为异常或癫狂、理性与感性的分裂是非常态状况下的典型表现。审美判断力较强、审美素养较好者拥有完善的人格，积极配合国家政策与要求，遇到困难时积极寻求社会帮助，展示出积极应对与处理问题的良好理性思维与感性意识，即使是在面对生死之时，也能因为深知生命的意义而豁达；审美判断力较弱、审美素养低下者则更易灰心失意，怨声载道，在遇到生理状态不佳时，心理状态与理性思维也急转直下，不利于生理的治疗与康复。
因而，这一切的缘由，仍是基于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即“人的本质力量”——精神世界的重要性，而美育无时无刻不实现着对人精神的陶养。战“疫”中，方舱广场舞不仅展示了极致状态下人类对于健康的一种求生本能，同时也提醒了表达性文化艺术治疗的效用。这一时期美育的重心应在心理疏导、情绪稳固、提振精神方面，应积极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中汲取资源，恰当利用微媒体、自媒体等网络手段，以易于接受的艺术形式如音乐、绘画、书法、太极运动、诗歌创作与阅读等，尽情舒缓心灵、获得审美享受，或通过审美交流，消除孤独无助的负面情绪，获得积极向上的精神力量，从而帮助自身战胜疾病、走出阴霾、增强必胜信心。
美育清肃社会风气
美育对于社会风气的清肃作用在于厘清了“什么是美”的标准问题。随着时代的发展与社会的变革，人们的审美观念与审美趣味以及审美心理均发生了巨大变化，“美”被“快感”“欲望”“娱乐”甚至“丑”所替代，其缘由是：一方面，技术的进步、经济的发展和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使得美走进了现实生活的每一处，不仅艺术与现实生活别无二致，雅和俗、真实与虚幻、感官与精神之间的界限也变得模糊，审美感知变得麻木不仁、无从辨识；另一方面，大众文化、消费文化的商品性不仅消解了文化艺术的自主性，同时还受到利益驱动和市场支配，将价值观强加给受众。这一美的异化现象给社会风气带来了不良的影响，造成了人精神的空虚、行为的失范、集体意识的消弭。尤其是疫情当前，津津乐道于娱乐新闻与小道消息，不能够以积极正向的心态与状态弘扬疫情中展示的正能量，深刻反思疫情暴发给人类带来的教训，是当前美育面临的最大问题。
美育如何清肃社会风气？概而言之，即以洁净美好的自然美育、淳朴优秀的家风教育、内涵丰富的学校美育、积极正向的社会美育对全社会民众展开系统的、全方位的浸润式教育，使个体的人与群体的人在治理优良的自然环境与社会秩序下，在良好的家庭氛围与学校教育中自然而然养成良好品性与社会风尚。本次战“疫”中涌现出的众多“最美家庭”“最美情侣”，他们或成双成对奔赴抗战一线、或远离家人只身奔赴前线，展示出舍己为人的大爱与奉献精神；一些美术教师，拿起画笔与鼠标，用漫画与动画告诉孩子们新冠病毒的科学知识与预防办法……这一特殊时期，家庭美育重在良好行为习惯的示范与培养、和谐乐观家风以及休闲趣味的培养，学校美育与社会美育侧重在线优质文化资源的引导与有效供给，甚至免费开放，地方文化机构则应将地方优质资源迅速进行整合纳入在线资源，同时应确保涵盖贫困地区、贫困家庭与儿童，探索以此为契机形成家庭美育、学校美育、社会美育相互协作的共同体。
美育助人树立信仰
中国现代美育之父蔡元培曾提出“以美育代宗教”，试图实现其以美育信仰代替宗教信仰的宏伟规划，只是由于历史的原因未能完成这一规划。然而，美育能够帮助树立人生信仰却毋庸置疑。北京大学教授王一川认为，美育树信仰意即“通过美育手段去帮助受教育者重新树立其发源于本民族传统根基上的人生信仰，也就是从艺术形象所创造的指向未来的审美意象中发现新的人生价值信仰”。这一解读意在提醒我们不应将美育狭隘地理解为培养审美爱好或艺术趣味，而应当使其具有更高的目标与基调，是与本民族文化特色与民族性格紧密契合下的个体信仰的养成路径。
战“疫”中的美育应当具有如下信仰养成品性：一是关注与关切人民命运的品性与坚信人民必胜的信仰。战“疫”时期的美育更应以关注与关切每个人的生命、生存、生活状态为第一要义，在中华民族漫长的历史文化长河中，或称为生命美育，或称人生美育，抑或生活美育，使人达到忘我、无利的理想人格境界。当代许多美学家倡导的生活美育，则是顺应“审美日常化”的潮流，主张将美育与生活结合，培养“生活的艺术家”，要求人们以审美的态度对待生活中的一切，这其实是一种注重审美文化养成的“大美育观”。战“疫”时期美育应具有的另一品性与信仰是责任与担当。无论是顺其自然，还是日常生活审美化，都不能以消极、负面的态度进行。
同时，在时代语境下，美育还应秉承大爱之心、大美之艺、大德之境，致力于关乎人类生存境遇的生态美育、塑造坚定信仰的人格美育、养成美好生活品性的生活美育，全力推动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实现全社会的共同进步。 （*本文原载于《光明日报》2020年3月3日1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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